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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和修养的关系

归档日期:07-27       文本归类:知识习得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学问是一个人的知识积累主要是用来解决社会生存的问题。修养,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待人接物的行为方式的处理。所以两者是不同的。

  有学问的不一定有修养,有修养的不一定就有学问,有学问只是一个人的知识面较广或者某个领域较擅长,修养在于心性。

  学问与修养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观念形态的知识以语言、文字、图表等形式固定下来以后,就具有了可传承性和习得性,成为人们在生产、生活、工作中经常运用的一种工具。修养则指的是人们在思想道德、品质品格和精神境界等方面经过锻炼和培养而达到的一定水平。一个人的修养如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看他如何运用所掌握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去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对待他人。 知识就是力量。人类从刀耕火种、结绳记事发展到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自然知识重要表现形态的科学技术,在当代更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然而,人类知识的积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都具有两面性:运用得好,能为人类自身造福;运用不当或为恶人所用,则可能导致知识的“异化”,成为祸乱之源。例如,人类对核能的开发,开辟了利用能源的新途径;但核武器的出现,却使人类笼罩于自身制造的死亡阴影之下。近年来渐趋成熟的克隆技术,同样带有鲜明的双刃剑特征。就个人而言,知识既可以成为完善自身、服务社会的手段,也可能成为欺世盗名、违法犯罪的工具。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高科技犯罪”,就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仅有知识是不够的。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正确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对现代社会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显得愈益重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修养的价值大于知识。 丰富知识是一种学识积累,加强修养是一种品德历练。这两者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然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表明,同知识的获得相比,修养的提高似乎难度更大。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古人十分强调正确处理修养和知识亦即“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儒家所谓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就把德行修养作为最高追求。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也就是说,才是德的基础,德是才的灵魂,二者密切联系,但德是第一位的。显然,这并不是简单地重德轻才,而是在深刻把握修养与知识的内在关系后得出的结论。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固然有心口相背、言行不一的“乡愿”,但真正为后人所景仰的大家,肯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更多地是因为他们既具有广博的学识,又具有高尚的情操。 近现代以来,社会分工日趋复杂,学科分类日益精细。很多分支学科都从哲学这个大而全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分门别类地发展壮大。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能力和水平,都远非古人可比了。知识的传承和拓展,也不再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只是“闲暇者的一种嗜好”,而成为学者赖以谋生的一种职业。学科研究的精细和学术的职业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与此同时,某些背离人们初衷的负面效应也渐渐显现:一些学者终其一生都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学科范围内开展研究,对此之外的学问知之甚少。他也许能成为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却未必具有必备的人文道德素养。学术职业化在客观上带来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关系,知识和学问在一些人眼中只是一种“为稻粱谋”乃至沽名钓誉的工具,而消解了正义、良知等价值理性的神圣光环。特别是在有关机制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学者工具理性的膨胀往往容易引发急功近利、剽窃造假、以“学”谋私等“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现象,进而导致学术研究和道德水平的双重退化。有鉴于此,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学术研究须注入人文关怀,确立学术规范,加强道德自律。这也提示我们:知识与修养的关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具有了新的内涵;“修养的价值大于知识”,应当成为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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